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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转变公众对于公卫的认识。“临床医疗面对的是个体，公共卫生面对的则是群体。”杨蓉西说，除了突如其来的流行性疾病、慢性病，人们的营养健康、生活环境对健康的影响、职业病等都属于公卫范畴。有美国学者称，公共卫生在过去的20世纪里承担起了世界健康最大的责任，包括控烟、疫苗、洁净用水等。

心脏细胞能够自动收缩放松，驱动xenobots前进，在受损后还能够治愈伤口。细胞能量用完就会像生物自然死亡一样崩溃腐烂。

陈茂波当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目前经济陷入衰退，特区政府已推出多轮撑企业、纾民困的措施。即使可能出现较大赤字的财政预算案，特区政府仍将保持香港公共财政持续稳健和金融稳定，为香港社会和经济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生源少，就职难，进入疾控系统未必“留得住”。201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一次会议上说，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

公卫系统有科研和实用的“导向之争”。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刘继同认为人才评价标准混淆不清，导致教师将大部分精力花在实验室和基础医学研究，很少真正关注社会公卫体系建立和体制机制等重大现实问题。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蓉西直言公卫机构普遍“侧重研究而非服务”。此外，公卫系统职称晋升按编制比例被限定，许多年轻人感到前景渺茫。

综观各方观点，困境背后有三个“之争”。

比如学科改革。杨蓉西建议，让公卫学科学生获得更多临床实习机会。刘继同说，应鼓励其他学科人才进入公卫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还应将公卫基础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

“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设，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中国最高领导人近日一番话令正在抗疫的公卫人颇为振奋。他们期待着在春暖花开时战胜疫情，也期盼着迎来真正属于他们的“春天”。(完)

中新社记者查阅一篇刊发于《上海预防医学》、标题为《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流动情况分析》的文章发现，2010年至2014年，疾控中心人员数量呈下降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4%。2014年各级疾控中心人员约19.2万人，全国每万常住人口疾控人员数仅为1.41人。

夫茨大学艾伦发现中心主任迈克尔·莱文表示，这个项目的最终目标是规模化小型活体机器人，用哺乳动物的细胞创造出有血管、神经系统、感觉细胞和眼睛的Xenobots。

陈茂波表示，香港过去累积下来的财政储备给予特区政府充裕的财政空间，只要相关政策措施不会造成长远结构性赤字，那么即使某些年度出现较高的财政赤字仍无须过虑。

管理机构有医疗和卫生的“职能之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坦言，中国的卫生管理部门将绝大部分重心放在了医疗机构的管理上。随着疾控系统经历机构改革，卫生执法、行政监督的职能被划分出去，服务性的收费项目也被叫停，话语权逐渐减少。

又如机制改革。浙江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院长吴息凤提议加入全科医学规培机制，补充社区防控与家庭防控的人才“缺口”。同时让公卫学科走出“象牙塔”，探索高校附属疾控中心的新模式。

如今各方思索如何转“危”为“机”。对于疫情一线力争“抓住疯牛鼻子”的公卫人来说，改变自身困境要抓住改革这一“牛鼻子”。

高校公卫专业一度扩招。“但到了2005年，又从两个班减少到一个班。”2010年毕业于某校公卫专业、现就职于北京一家医院的公卫医师回忆说，班上大约40名同学，进入疾控系统的不超过10人。算上他在内，留在卫生系统的也就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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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卫系统有临床和公卫的“倾向之争”。201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报告中指出，重医疗轻公卫的倾向一直没能得到纠正，公卫医师数量不足且呈逐年减少趋势。据悉，公卫医师没有处方权，在医院里的地位不如临床医师。这直接反映在待遇上，有估算称同等学历和年资的公卫医师收入仅为临床医师的60%。

他表示，距离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还有一个多月，不少市民表达了一些意见，包括希望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提升行政效率、发展多元经济及纾解民困，也有市民提到希望政府鼓励本地消费，以支持经济及就业，或干脆全民派钱，让市民自由运用。

另一方面是转变公众对于公卫人的认识。“要让这个职业在社会上变得非常有吸引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呼吁通过政策和其他方式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此。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中国公卫人才的“短板”，这些被形容为疫情时“抓住疯牛鼻子的人”似乎没能发挥出应有作用，甚至遭遇信任危机。然而公卫人亦有苦衷，专家指出，中国公卫学科从人才培养到体系运作面临着诸多困境。

许多公共卫生专业学生都对2003年的春天记忆深刻，因为那年“很好找工作”。仅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人员就从不到10人扩充到50人，经费翻了三倍，增加到1亿元人民币以上。

陈茂波回应称，任何措施都涉及动用公共资源，而且有些恒常措施建议一旦落实，相关开支可能会随人口高龄化而快速增加。例如，65岁以上长者2港元乘车优惠开支，每年开支已由2012年的约两、三亿港元急增至现在约14亿港元。长者医疗券在2009年实施时每年开支约3600万港元，到2018年时已增至约28亿港元。

他表示，早前行政长官公布的十项解困措施主要是为了改善老人及基层人士的福利。初步估算，相关措施涉及逾100亿港元经常开支，这些措施将在2021年及其后时间逐步落实。届时香港经济恢复过来，政府收入将恢复到较高水平，同时可探讨是否需要其他开源措施。

他说，特区政府近十年经常开支增幅很大，而且远高于收入增幅。除了人口高龄化快速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回应社会对不同公共服务的需求以及提升服务素质。

在李立明看来，体制改革并非是破解当前中国公卫体系局面的全部密码，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